在位于中国广州西南部的鹤山市，一家奥地利公司设立了一座为欧洲品牌制作高端滑雪服的工厂，格哈德·弗拉茨(GerhardFlatz)是这家工厂的总经理。弗拉茨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他找不到足够多的熟练女缝纫工，即便他为技术最好的工人开出了1500美元的月薪——这大约是鹤山最低工资水平的8倍。

弗拉茨在视察鹤山工厂期间表示：“中国缺少熟练技术工人。”

在走过纸样间时——他最有才华的员工就在里面工作——这位有些唠叨的奥地利人解释说，他会注意不透露他们的名字，以免被人挖墙脚。

弗拉茨笑着说：“搞得像NSA似的。”他指的是美国最秘密的情报部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就是靠众多像鹤山这样的城市，广东省如今成了“世界工厂”。另一座这样的城市是深圳——华为(Huawei)和腾讯(Tencent)等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1983年，ChristinaZhang来到深圳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邓小平在深圳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如今30年过去了，深圳已发展为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在物流公司PCHInternational工作的ChristinaZhang表示：“当时这里大部分地方都是稻田。我在深南路上学会了骑车。当时那条路上没有一辆汽车，但现在那已是条交通主干道。”

自邓小平在1979年启动经济改革、创立深圳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从一个与香港毗邻的3万人口的小镇，逐渐发展为如今的大都市，拥有1000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中国第一。

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以及其他区域城市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核心。人口总数达到5600万人的珠江三角洲对世界经济至为关键，因为从自行车、牛仔裤、性玩具到iPad，各种产品都在这里生产。

仅东莞一个城市制造的玩具，就占到圣诞节期间全球玩具总出货量的30%。东莞市委副书记姚康表示，全球各地消费者穿的运动衫和跑鞋，也分别有20%和10%是在东莞生产的。正如东莞当地人所说：“东莞来一场堵车,全世界都会断货。”

广东省不久前的一项估算，突显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非凡成就：2013年广东省经济同比增长了8.5%，GDP达到6.33万亿元人民币(合1.0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介于韩国和印尼的GDP数字之间。

珠江三角洲之所以能够如此长期地生产廉价商品，是因为数百万农民工一直愿意去工厂里工作，制造他们几乎买不起的产品。在深圳，当地政府已宣布从2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提高13%，至1808元人民币。尽管深圳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全中国最高的，但一名工人仍需要拿出两个月的薪水，才能买得起一台iPadAir。

但这种体系眼下正面临压力，从伦敦的购物者、到广东的中国年轻人，各式人群都受到了影响：招工越来越难、薪资迅速上升、原材料和土地价格一天天上涨、人民币不断升值，珠三角地区对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不断缩小。

珠三角地区显然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挑战——广东的工资水平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种局面不太可能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在其“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中提出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的目标，这是中国政府努力刺激消费并降低经济对投资依赖的举措之一。

香港联业制衣(TAL)行政总裁李国权(RogerLee)表示，工人工资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一倍。联业制衣在亚洲建有11个工厂，为数十家全球品牌生产服装。2008年，该公司在东莞的服装厂的生产成本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工厂的一半，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消失了。

晶苑集团(CrystalGroup)表示,内生成本(包括薪资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在过去5年里增长了10%-12%。结果是,该公司被迫将保罗衫和内衣等商品的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晶苑集团是亚洲最大的制衣公司之一,在东莞有1.1万名工人。

晶苑集团行政总裁罗正亮(DennisWong)表示：“我们的策略是……在越南或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这就是目前我们仍然能生存的原因。”

在晶苑集团等公司纷纷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之际,其他一些公司则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内地。箱包制造商新秀丽(Samsonite)将65%的生产外包给中国公司,而近年来它的许多供应商已经搬到了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周边省份。

新秀丽首席执行官蒂姆·帕克(TimParker)表示:“过去我们有大约80%或90%的合作伙伴是在华南地区,现在我们主要……从华东地区采购。”

尽管劳动力成本节节上涨,但对外国公司及其中国本地制造商来说,要想下决心离开珠三角地区并不容易。要在不引起其它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创建与珠三角相当的生态系统——从供应商簇群、到直通深圳和香港港口的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非常困难。

毕马威(KMPG)消费者市场亚洲区总裁尼克?德布哈姆(NickDebham)表示,对纺织业(打个比方)等行业的制造商而言,将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和柬埔寨等国相对容易一些,尽管那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但玩具制造业等行业就不那么容易转移了,因为这些行业的生存依赖集中化的供应商簇群。玩具业大多位于华南地区。

德布哈姆表示:“我们需要零零散散地安装非常多的附属设备,很难把整套设备固定、打包并运出中国。”

即便对只是考虑迁往中国内陆、而非海外的企业来说,决定搬迁也不容易。联业制衣的李国权表示,自己的公司在5年前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迁往内地能将劳动力成本降低15%,但内地的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不如广东。

对不容易迁移的制造商来说,一个解决办法是提高自动化水平。新秀丽的帕克表示,他的许多中国供应商就是这么干的。他说,自动化还有很大的空间,许多中国工厂中使用的设备比新秀丽自己在比利时的工厂(打个比方)要简陋得多。

帕克表示:“在中国……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设备,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导致的。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一切都在改变,因此在我们的供应商中,一些更有进取心的工厂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已开始投资购买一些更……精密的缝纫设备。”

东莞等地方政府正努力通过提供补贴,来加快企业的自动化进程。东莞市委副书记姚康将大朗针织镇作为一个成功的典型。他说,大朗镇的工厂利用政府资金购买了4万台电脑针织机,可减少20万名工人。

尽管制造商为解决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的问题绞尽脑汁,但预计这种趋势仍将继续恶化,原因有很多。工资日益增长的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在其2011-2015年的经济计划中就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增长40%的目标。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一个供应日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工厂被迫要支付更高工资来吸引工人。

造成工人短缺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因素。由于多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59岁)多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至9.37亿人,比前一年减少了345万人。

农民工如今在家乡省份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加剧了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供应紧张的局势。这些新的机会是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旨在推动内地发展,以缩减内地与沿海富裕地区的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内地省份创造了就业机会,对那些过去把孩子留在家中、去广东的工厂里打工的妇女们来说,这种机会尤其具有吸引力。

制造商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人们对工作变得越来越挑剔,因为随着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开始变得对工人有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前几代农民工相比,年轻的工人们也更不愿意从事辛苦的工厂工作。